Milo充電時刻：“死亡稅”的討論

原文為：The case of death duties, Economics Focus, The Economist, Oct. 25th 2007

“死亡稅”的討論：如何改善一個不受歡迎的稅制？

當財產所有人過世所課徵的遺產稅，引起了政客的興趣卻忽略了可能的風險。美國長期以來都有廢止聯邦“死亡稅(Death Tax)”的聲浪。感謝Bush總統的減稅措施，它將於2010年被取消，雖然僅為期一年。在英國，最近由反對的保守黨提出議案降低“繼承稅(Inheritance Tax)”的負擔，造成的影響大到連工黨首相Brown都需要將今年秋天已計畫好的選舉取消。

考量遺產稅存在的歷史，現在這種不受抬愛的情況其實複雜。美國首次課徵聯邦遺產稅(Federal Estate Tax)是在1916年。而英國的歷史就更早了。在1894年時有現在的雛形，並可追溯至1694年當“遺囑稅”(Probate Duty)開始課徵。從1986年起，雖然完全不是這麼一回事，它就被誤稱為“繼承稅”(Inheritance Tax)。就像美國的遺產稅一樣，仍是課徵由亡者留下的財產數目，並不課徵個別受益人。

對於死亡稅的爭論更令人疑惑，因為僅少數人受影響。在英國，僅有6%的遺產須納稅，佔上個財政年度總稅收的1%。在美國，過去20年來，僅有1%～2%的遺產須課徵，僅貢獻聯邦稅收的1%。

由衷地對死亡稅感到不悅，其實是因為這個稅制與應當繼承的直覺不符。直到不久前，這僅是那些超級富人的擔憂，但因為最近高漲的房價，一般平民也害怕被拖累而須支付死亡稅。因為這個稅制的低衝擊性，就不難看出為何大西洋兩岸的政客對這公眾憂慮的高度接受性。降低遺產或繼承稅有巨大的選舉效益與極小的財政成本。

但高明的政治操作不代表高明的經濟措施。稅制的評估應基於三個基礎：會如何影響誘因？公平性為何？有多簡單操作？遺產稅在前兩項評估中都很傑出，至於第三項就不太令人滿意啦。不管優點為何，課稅對象為受益人的稅制，而非捐獻者的遺產，會來得較有效率。

任何針對資本的稅制，都會直接讓人降低累積財富的意願，不過死亡稅或許是較佳的選擇。誠如Alan Auerbach，一位加州柏克萊大學的經濟學家，一年前在倫敦演講中指出的，這個稅制除了針對非有意的繼承財產(Unintended Legacies )－例如，為了老年而特別儲存的金錢－也涵蓋的有意的繼承財產(Intentional Bequest)。既然按照定義，非有意的繼承財產並非預先規劃的，應該不受到這個稅制原意的影響。

另一個針對死亡稅的爭議是，龐大的繼承遺產將會降低工作意願與創業精神。Winston Churchill在1924年簡要說明了這個論點，他指出這個稅制是“抑制閒置財富競賽的必要做法”。美國Syracuse大學發表的經濟研究指出，老年人繼承越多財產，越有可能不投入勞動市場。

停止課徵死亡稅的財政成本可能微不足道，但仍意味著在相同程度的公共支出中，其他的稅賦需增加，這或許會更影響意願。這個論點是經過Churchill在1925年的政府預算以及在1894年實施遺產稅的William Harcourt所驗證的。兩位稅務大臣都利用死亡稅的額外盈餘來降低所得稅。

死亡稅同時也會以“公平”的名義開徵。一個勤儉的經濟體將可創造更大的財富，但是我們有足夠的理由檢查這是否由繼承造成。遺產稅可適度地抑制財閥的發展，以克制美國黃金年代時的工業豪門。此外，它也能針對透過收益而非節儉、努力而累積的財富課稅。舉例來說，最近房市的獲利僅是由那些剛好處在正確世代、或正確地點的人獲得。

在美國或英國持續課徵遺產稅是不大可能簡單操作的。原則上，這課稅制是相當直接的；但在實際上絕非如此。遺產稅雖無法增加太多稅收，卻是稅務顧問產業的金礦。在英國，針對那些“不是那麼富有”以及“無良好建議”的民眾，稅收通常是下降的。

死亡稅的複雜性絕不是應選擇逃避，而是應該進行改革。藉由固守針對捐贈者財產的稅制，英國與美國已成為少數例外。其他已開發國家目前是針對受益人課稅。這個做法的一個好處是，可更加抑制因大筆繼承而非大筆遺產所引起的財富不均問題。它讓富人產生誘因將財富分配給數個受益人，而遺產稅僅簡單地降低遺產並直接轉移給政府。

真正優良的繼承稅(非英國的錯誤版)的另一個好處是，財務機關可因捐贈者的親疏關係訂定不同的稅率。在法國，舉例來說，遠親的稅率比捐贈者小孩來得高。因為這看起來對家人較公平，針對受益人課稅的稅制看起來較老式的死亡稅更有政治效益。

在Brown尷尬地取消選舉後的幾天，他的財務大臣宣佈了讓夫妻及同性夫妻(Civil Partners)繳納較低死亡稅的做法。一般來說，快速的決策都不是最好的。正確拔除“死亡稅”芒刺的做法，不是以間斷的降稅因應。而是將它轉成針對“繼承”課稅。

註：本文翻譯自The case of death duties, Economics Focus, The Economist, Oct. 25th 2007，原文可見： http://www.economist.com/displaystory.cfm?story_id=10024733&fsrc=RSS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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Milo充電時刻：復刊號"今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到底頒給誰？

原文為：Intelligence Design, Economics Focus, The Economist, Oct. 18th 2007

“機制設計到底是什麼？”，這是對今年10月15日宣佈的諾貝爾經濟學獎的一致反應。在“蘋果橘子經濟學的年代”，每個人都在發掘潛藏於內心的經濟天賦，經濟學也因此變得異常迷人。那，是什麼迷惑了諾貝爾獎委員會，去表揚了一個聽起來令人沮喪到底的主題？何不就追隨和平獎的評審，他們知道如何不讓獎項的真正涵義妨害了精采新聞標題。

事實上，撇開那呆板的名稱不談，機制設計是經濟學中非常重要的領域，輔助今日許多經濟學家所做的研究(Milo按：這裡經濟學家用的是Dismal Scientist，也就是指憂鬱科學的從業人員)。它深入經濟學中最大挑戰之一的核心：如何安排經濟性互動，使得當每個人從自利的角度行動時，最終結果是我們都喜歡的。“機制”指的是支配我們經濟活動的遊戲制度與規則，可以是一個經濟體中的規劃部門或是公司的內部組織，也可以是市場上的交易。

Leonid Hurwicz、Eric Maskin與Roger Myerson贏得平分1.5百萬元獎金的機會，憑藉著建立具有廣泛衝擊力道的經濟學分支，除了在學術領域，如“誘因理論”、“賽局理論”、“制度政治學”(Milo按：這裡的原文分別是“Incentive Theory”、“Game Theory”、“Political Science of Institutions”)，也影響了現實世界。它影響了效用規範與拍賣活動、公司高階主管的薪資架構，以及選舉活動的設計。Hurwicz應會感到特別欣慰，因為90歲的高齡，使他成為最年長的諾貝爾獎得主，或許也曾想過已經沒他的機會啦。他早期曾和諾貝爾獎得主Kenneth Arrow共事，也是另一位諾貝爾獎得主Daniel McFadden的研究所指導老師(Milo按：Kenneth Arrow在1972年得到諾貝爾獎，以在個體經濟學、社會選擇等方面的研究獲獎；Daniel McFadden則是在2000年獲獎)。他最具影響力的文章之一，是在年屆55歲時候發表的，與這次的共同獲獎人年紀相仿，也至少證明了，要在人類智力上有重大突破，絕非年輕人的特權。

機制設計理論企圖助“看不見的手“一臂之力，特別是聚焦於如何將“不對稱資訊－如何與知道得比你多的對手交易的問題”的經濟成本極小化。在資訊不對稱的情形下交易很困難，因為你不知道如何喊價，例如勞動力，你根本不知道對方欲以何種價格出售？一方面，你可能付得不夠，無法讓他們工作；另一方面，你也可能付過多，浪費了有更好用途的資源(Milo按：對目前失業的我來說，這段真是翻譯得有些心酸，只能說：我不貴，我想要一份工作)。

Hurwicz開始鑽研經濟學時，針對中央計劃與市場機制的辯論正如火如荼地進行。雖然認同偉大的自由派學者海耶克的理念，資訊不完全是中央計劃失敗的主因，Hurwicz看到了更深層的問題。他觀察到缺乏讓人們與政府真實地分享資訊的誘因。除此之外，雖然市場機制受缺乏誘因的影響較中央計劃來得小，但也並非完全免疫。

他的見解是“誘因適應性”。要儘可能逼近最有效率解的方法(Milo按：這裡的原文是the most efficient economic outcome)，是設計一個機制，讓每個人在被問到任何私人資訊時，都真實地分享出來，以極大化個人利益。雖然這樣無法保證最佳解的產生，Hurwicz證明了，任何私有資訊的存在都妨害了經濟學家的聖杯－柏拉圖最適的產生，即使每個人的誘因都是互相適應的。但這仍較每個人的誘因是不互相適應時，更接近最適解(換句話說，當有人可藉由不透露私人資訊或說謊而過得更好)。“柏拉圖最適”指的是沒有人可獲得更多的利益而不傷害他人的利益(Milo按：也就是說，在處於柏拉圖最適的時候，你想要過得更好，就一定存有個倒楣鬼會受傷啦，這還滿像辦公室的情境)。機制設計有“誘因效率性”：存在互相適應的誘因時，沒有人可以過得更好而避免他人過得更差。(Milo按：這邊其實是在說明經濟效率的改善，柏拉圖最適代表的是一種狀態，在那個特定的條件下，如果有人想要更好，則會有其他人吃虧。Hurwicz證明了，任何私人資訊的存在都妨害了柏拉圖最適的產生，但是如果透過機制設計，讓每個人的誘因互相引發，就可以逼近柏拉圖最適，也就是有效率的世界啦)。

Hurwicz的理論運用了精緻的數學理論。從1970年代開始，機制設計進入了另一層次的巧妙與複雜，也歸功於同時期的運算能力與賽局理論的蓬勃。機制設計逐漸地被運用於實務上，涵蓋如何競標無線電波段，以及設計比Cost-Plus合約(會產生讓承包商無效率的誘因)或Fixed Price合約(會導致於支付過多費用)更好的方式以支付國防工業承包商。(Milo按：Cost-Plus合約是指額外的成本支付方式，這會讓承包商想多做一些白工；Fixed Price合約則是固定支付金額，這就會讓承包商去降低成本，以獲取更多利潤)。

Myerson對機制設計最大的貢獻，在於他對“顯示原則”的鑽研，一種可簡化計算 “讓人真實地透露私人資訊的最有效率規則”的數學方法。Maskin的突破在於“實行理論”，確認了當機制可被設計，只會產生具有“誘因效率”的均衡。同時，他的名字也被用在一個統計條件上，稱為“Maskin單調性”，這應該不會是你在舞會時想提起的話題。

今年經濟學獎得主的研究與幾位早期得獎者的研究相關，包含William Vickery、James Mirrlees、John Harsanyi以及John Nash，賽局理論學者，他一生的故事被拍攝為奧斯卡得獎影片“美麗境界”。Maskin住在普林斯頓的一棟房子裡，那曾經是愛因斯坦的家(以及至少另外一位諾貝爾獎得主)，在萬聖節時他妝扮成這位偉大的物理學家，或許其中也有可講述的題材。雖然如此，先不談這主題的重要性，經濟學人懷疑，應該不會有拍攝“機制設計”電影的計畫。

註：本文翻譯自Intelligence Design, Economics Focus, The Economist, Oct. 18th 2007，原文可見：http://www.economist.com/displaystory.cfm?story_id=9988840

註：Milo充電時刻採取Creative Common Attribution ShareAlike 2.0＂授權。其實也沒有什麼太深奧的涵義在其中，只是歡迎讀者：一，做任意的“複製(copy)，散佈(distribution)，展示(display)及表演(perform)”。二，製作衍生作品(derivative works)。三，以此部落格的內容做商業用途(commercial use)。只要讀者能遵守下列兩個條件：一，標示原始作者(original author credit)。二，反向共享(share alike)，意指如果你更動(alter)，重新製作包裝(transform)或增添(build upon)部落格的內容，你必須將成品(resulting work)依照相同的方式授權。